姚宏越的博客

姚按：这是我为辽宁人民出版社编选的以“说话”为主题的现代文人散文随笔集《话亦有道》一书的后记，贴上来，请大家指正。

    这本书的诞生，说起来应该感谢一位生于上个世纪初的诗人。此前，我虽然也受了新文学影响多年，还编了两年教人说话的刊物，但却从未考虑过将新文学与“说话”联系起来，编一本书，直到一次逛旧书市时买下了“中国现代作家选集”中的《朱湘》一集。

    今天知道朱湘的人已经不多，这主要是由于他以诗人名，却没有写出能够打动大多数今人的诗句。这种情形在中国新文学史上很有一些例子，比如李健吾，若早早便以批评家名，也不至于得到现在的冷寂。不过，从另一个角度讲，诗人的称号对朱湘来说再合适不过，这个1920年代的清华学生，在从美国留学归来的

    已经过去的2009年，正值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90周年。虽然“将中国当代文学‘六十年’作为一个完成的历史时间段加以研究”的“学理依据未必充分”，但60年依然在很多人心中具有了特殊的意义，很多研究者借60年为契机，以60年为背景，写出了分量不轻的文学批评。这也使得2009年的《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文学批评卷》较之往年更具有了特殊的价值。比如丁帆的《一九四九：在“十七年文学”的转型节点上——〈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与思想史的关联性〉论纲》与王尧的《“关联研究”与当代文学史论述》。丁帆的文章虽然将篇幅更多地放在了对建国以来四种“配合”政治意识形态的文学写作模态的归纳上，即主动性配合、消极性配合、反动性配合、抵抗配合，但作者在文章中始终强调的是1949年这个时

    姚宏越：去年，我在第6期的《编辑之友》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蔚然成风“温故”体》的文章，实际上该文最初的题目叫《渐入佳境的民国出版热》。“温故”体与民国出版热，虽然叫法的侧重点不同，但都还是与研究民国的图书出版有关。事实也确实如此：民国出版比较热，尤其是民国的女子。但在当今的出版界，凡是热的东西，总会跟风者众，市场随之变得鱼龙混杂，泥沙俱下。但归纳起来，无非两种：一种是为跟风而出版，以牟利为目的的，利用前辈文人的风雅逸事吸引眼球，而无丝毫新考证或史料的拼凑，甚至抄袭以往前人成果的粗糙之作；另一种则是专心致力民国史或民国文学研究的作家型学者正常研究周期内出版的学术著作，这种书若非赶上了民国热，是较难常规出版的，但实际上由于其只是一种有一定可读性的研究成果，在书名、外观设计等方面，都不愿流俗，读者依然比较小众。

    近日，朋友王国华向我推荐了黄波先生的一篇文章，题为《闻朱关系考——现代知识分子交往的个案研究 》（原载《社会科学论坛》2007年7期），读后颇有些感慨。
    许纪霖在《朱自清与现代中国的民粹主义》一文的开篇便写道：“朱自清留给历史的，似乎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形象，一个是写了《背影》、《菏塘月色》这样经典名作的白话散文大家，另一个是毛泽东亲定的‘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的‘现代伯夷’。我知道，这两重形象一个代表着朱自清的早年，另一个象征着他的晚年，但我依然被他们之间的巨大反差所疑惑。”事实上，这种疑惑在闻一多身上表现得同样明显。
    闻一多与朱自清均终于清华

姚按：这是我写《与爱情有关的三个现代知识分子随感》中的一部分，也是我最满意的一部分，全文发表在《学位》杂志，这部分的小标题是《贱皮子》。其他两部分写的是王赓和梁思成，前者略牵强，后者过刻薄，均暂不发上来。

    印象中，一直有这个说法，说徐志摩去世前，曾和胡适之或梁任公或其他什么人郑重地说了，日后要安心做一点学问，这也迎合了他的恩师在他与陆小曼婚礼上的训话。不过我对志摩此语颇不以为然，一个贱皮子想安心做点学问太难了，国内不会给他一个剑桥，陆小曼不会给他一个剑桥，徐志摩的大名也不会给他一个剑桥。

    去年，眉睫在台湾出版了他的第一本学术专著《朗山笔记》。书印出后，他很快给我寄来了一册，并嘱我写篇文章。我与眉睫关系不薄，就算他不说，也理应写点东西，然随后便各种事情找上门来，一拖就是一年；现在，他的新书《现代文学史料探微》又摆在手边了，再不写，有点说不过去。不过，关于这本《现代文学史料探微》，陈子善、陈建军、止庵等人在序跋中都做了颇为恰当的评价，报刊上又陆续有夏元明、柳漾等人的妙议，我这里不妨由此书说点题外话。

    正如眉睫对止庵先生的崇慕，我对中国新文学史最初的阅读乐趣，完全由于作为学者的韩石山的一本《寻访林徽因》（止庵先生读书、写书都让人佩服，在笔者眼中，他与周泽雄、伍立杨二先生真可称得上是当代三才子了，可惜他在其书信集《远书》中，对韩石山表示了最大的不敬）。我是自认言必称“韩石山”的，还是拿韩石山的文章说事。

    最近，丁东和谢泳在《中国青年报》“双城记”专栏发表了一篇题为《谁领风骚》的文章，谈及当下中国文学的一种趋势，即从小说转向散文。他们对这个散文有一个界定，不是那种风花雪月、无病呻吟的散文，而是那种以回忆与思考为特征的散文。当然，这个散文也不是以余秋雨、王充闾等人所引领的所谓的“大历史散文”，更不是在书店中占据相当面积的周国平、毕淑敏等人的哲思散文。他们所界定的散文，实际上应该是介于历史与文学之间的散文，进一步讲，就是将史料与人情严肃地融为一体的文字样式。二人所举的例子是陈为人的《唐达成文坛风雨五十年》、刘海军的《束星北档案》，到张胜的《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寓真的《聂绀弩刑事档案》。这种散文，近年来出版得确实不少，往早推几年，还应该包括陈徒手的《人有病天知否》、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李辉的《胡风集团冤案

2009年2月15日的《东方早报·上海书评》上，刊发了刘永翔的《钱锺书两则妙语的西方来历》。我以为这样的文章之于文学研究，就如同陈子善先生打捞出的一篇篇佚文一样，很是具有参考价值。中国现代的文人，受国外影响颇深，无论是张口说话，还是动笔写字，舶来品极多，若不加以研究考证，普通的读者很难理解作者当初的本意和苦心。

“我也一个都不宽恕”是鲁迅先生的名言，甚至可以说是遗言，相信只要是稍微了解一点鲁迅的人，都应该听到过这句话；至于鲁迅研究界的专家，应该更是时刻铭记于心。但是记住了，不等于理解了；知道了发表的出处，也不等于知道了话语的来源。事实上，现在鲁研界公认的是，鲁迅的“我也一个都不宽恕”并无来源，只是他去世前的一句感慨罢了。如若这样理解，就需要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这

7月16日的《南方周末》阅读版有一篇文章叫《走了“常凯申”，来了“赫尔珍”——为〈赫鲁晓夫〉挑刺》，这里常凯申，典出一位教授的译笔，指的是蒋介石；而赫尔珍就是俄国哲学家、作家、革命家赫尔岑。恰巧，几个月来，笔者的手边一直摆放着洋洋一百五十万字的赫尔岑回忆录《往事与随想》的全译本。

　　《往事与随想》前两卷的译者是已故的巴金老人。不夸张地讲，我对巴金先生的一个全新的认识，也可以说成是他令笔者史无前例肃然起敬的原由，是由这两卷译笔开始的。我相信凡是读过这两卷巴金译《往事与随想》的朋友，都会有这样的感觉：这虽是赫尔岑的杰作，也是巴金一生的随想。晚年巴金借青年赫尔岑“特立独创而冲动不羁的性格”，在自己近四分之三生命中的浪漫与激情随着文革的爆发而戛然而止后，再次向国人表明自己青年时的理想。

《现代东北的文学世界》一书由春风文艺出版社于2007年12月出版，作者高翔现任辽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社会科学辑刊》总编，著作有《东北新文学论稿》《东北现代文学史论》等。全书共分八章，依次为：“东北现代中篇小说论”“东北现代长篇小说论”“东北现代文论研究”“东北、华北沦陷区文学比较研究”“东北现代文学文本分析”“东北现代作家论”“现代传媒与东北现代文学”“东北现代文学研究的现状与未来”，书末另编有“东北现代文学史记”，全书对“东北现代文学”这一命题，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深入的研究。在“东北现代文学史记”中，作者写道：

　　1月15日（笔者按：指1925年）于成泽于《晨报·文学旬刊》上发表短篇小说处女作《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