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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篇都是好文章——读《和钱钟书同学的日子》  

2009-07-03 16:48:27|  分类: 书评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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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目前,在韩石山的文学活动中,颇有几件值得骄傲的事情。比如他早年的小说让他早早确立了国内著名作家的地位;他的杂文让他获得了“《文学自由谈》20年·重要作者奖”的五位获奖人之首;他的《李健吾传》和《徐志摩传》为他赢得了《名人传记》评选的建过后十位传记作家的殊荣;还有那由他主编的洋洋洒洒八卷本的、史上最全的《徐志摩全集》……但是,或许这些成就,在韩石山眼中均抵不过由他主编了八年的《山西文学》。对此,韩石山曾说:“二三十年代那一茬文化人,他们的为人行事,功名事业,在我的心中占有崇高的地位。我爱他们,就像爱我的祖上,我喜欢他们,就像喜欢多年的朋友。那一茬文化人,其一生事业有个几乎共同的特点,就是办报纸,办刊物。一个没办过报刊的文化人,对他的人生来说,多少总是憾事。有这个癖好,有这个情结,你就可以想像,有了办刊物的机会,尤其是在眼下的文化政策下,不是谁都可以随便办刊物的,我是多么的心中窃喜了。一展宏图,此其时矣。”

办刊的想法源于对二三十年代那一茬文化人,刊物的内容自然也少不了他们。有人评价说《山西文学》是《新文学史料》、《文学自由谈》等名刊的综合体。这话是说着了,如果再进一步比较韩石山接受采访时说过的两句话,即“当了批评家,实在是我人生的一大不幸”与“我写小说的那个时期,也很少甚至几乎不看当代小说,除了买外国小说(译本),看外国小说之外,主要是买和看二三十年代作家的作品,还有回忆他们的文章。《新文学史料》我在八十年代就订了。”就不难发现,无论是读、写还是编辑,在韩石山那里,“新文学史料”都远胜于“文学自由谈”。否则我们也就不会在八年之后,看到一本“各篇所写大多系作者亲身经历、亲眼所见,有的是文学界的重要史实,有的是一些鲜为人知的轶事珍闻”的《和钱钟书同学的日子》了。

第一手的史料,第一流的学者甚至是现代文坛亲历者所组成的作者队伍,一位有“历史癖”的文史专家兼编辑家(韩石山近来除主编《山西文学》外,仅与徐志摩相关的书,便编辑出版有《难忘徐志摩》、《徐志摩全集》、《徐志摩诗歌全编》、《徐志摩散文全编》、《徐志摩书信集》、《徐志摩集》等)合力而成的著作,无论从哪个角度上讲均值得从事研究的和非研究的现代文学爱好者一阅。更值得一提的是,虽然韩石山在《和钱钟书同学的日子》一书的序言中说:“过去几十年间,革命作家们的嘉言懿行已广为人知,就是根根须须也剔罗无遗,即如眼下,有多少报刊仍在不厌其烦地旧饭重炒,花样翻新。”但很显然这只是编者在独特的人生经历影响下而产生的心性,表明的是一种学术态度。实际上在当下被“旧饭重炒”的又何止是“革命作家”?胡适、周作人、徐志摩、林徽因、钱钟书哪位相关的研究不已是“著作等身”?而在这样一个学术研究空前繁荣的年代,能编出这样一本真正拥有一手重要史实的文集,便更显得弥足珍贵了。以下仅捡书中三例,以便读者对此书有一个大致的印象。

也谈钱钟书的气派

“钱钟书看见我(指常风)书桌上的书就翻开了。他看见《国学概论》一书(钱穆著),前边有钟书父亲钱先生写的序,就说:‘序是我写的,只是用了我父亲的名字。’……四年纪的时候,钟书和我都选修了吴宓先生的《中西诗的比较研究》。我们上课从来不发问,只是赶快记笔记,教员也不提问。吴先生的课,上课时用中文讲,讲完后就问钟书:‘Mr.Qian的意见怎么样?’钟书总是先扬后抑,吴先生听了之后总是颔首唯唯。”(常风:《和钱钟书同学的日子》)

    钱钟书的学问自不必说,他性格中的傲气与刻薄近年来也偶有所闻,最为流行的一句话便是“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相比之下,常风先生在文章中所提到的钱钟书为《国学概论》作序一事,较之前面的钱氏评语,更能增加人们对钱钟书的景仰之意。而笔者过去曾听过刘文典在西南联大讲红楼时曾在课毕后,征求前来听课的吴先生的意见,而据说吴宓同样是颔首唯唯,连声称“高见甚是”,此二事均可供吴宓其人其性格的研究者参考。

贾植芳与胡风的第一次见面

“当我听到一个浓重的湖北口音在门口高声问道:‘请问,这里有一个贾植芳吗?’马上就爬了起来,睡眼惺忪地向发出声音的门口望去。我看到一个体格宽大的中年人,戴一顶旧式呢帽,穿着一个旧的黑皮包。他的浑圆的脸上引人注目的是一双清澈明亮的眼睛,那里散射出一种温厚而纯真的智者的光芒,和他的这身中式的朴实的衣着配合在一起,那真实的中国书生本色,令你感到亲切可敬和一见如故。”(贾植芳:《我的抗战生活的回忆》)

读到此处,笔者不禁想起了郁达夫在风雪之日去看望沈从文和王统照去寻见李健吾的情景。1955年,贾植芳先生作为“胡风反革命骨干分子”,被收监关押,诚如他所说的“等于拿到了1955年长期坐牢和劳改的通行证”,此后虽历经了数十年的磨难,却始终保持着清醒的认识和精神上独立的。而当近六十年后,贾植芳先生回顾起初次和胡风见面时的场景时,依然记忆犹新,欣慰之情溢于言表。这种风雨中结成的友谊能够在动荡的年代始终如一,确是让人感慨万千。

罗皑岚在文革中

“‘文化大革命’里面不乏戏剧性的事件。湖北省革委会成立后,军队来校支‘左’,说是要为受迫害的革命教师平反!我们所在的单位也召开大会,批判工作组所执行的反动路线。多年沉默的罗老(指罗皑岚),不知从哪里来的勇气,居然站出来说了话。他说:‘过去我不说话,装哑巴,我那是等着死;现在我是死着等,看迫害者的下场!这些迫害人的家伙比国民党还坏!’”(李皤:《回忆罗皑岚先生》)

虽然之前很少读罗皑岚先生的文章,但印象中罗先生应该是一位性情温和,宽容大度之人。他是生性孤傲的诗人朱湘少数几位没有发生过矛盾冲突的朋友之一(此外还有罗念生、赵景深等,即便是柳无忌亦曾与朱湘有隙),想想能与朱湘长期相交,确是件不容易的事。罗先生乃读书之人,据说在文革初期也是谨小慎微,与世隔绝,生怕招惹上是非。但终究没能躲过文革风暴,但他能在当时严酷的情况下,敢于说出上述之言,这不能不让人产生敬佩之情。

以上三事,可见《和钱钟书同学的日子》书之一斑;但仅此一斑,也已足可用来启迪后世吾辈了。这样的人和事,韩石山说“他们(指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文化人)像我的远祖一样让我敬仰,又像我的兄弟一样让我亲近。我常恨自己不生在那个时代,哪怕是给他们做个”牛马走“一样的小角色。如果连这个也做不到,只要能生活在那个时代,走动在他们常走动的街道上,呼吸着他们曾呼吸过的空气,出入他们常出入的书肆,经人指点,远远地看看他们的身影,也于愿足矣”也就不足为怪了。

(《和钱钟书同学的日子》;韩石山主编;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5月第一版)

附:本文发表在2007年12月3日出版的《藏书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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