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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小洲先生的文风问题  

2009-07-06 08:53:51|  分类: 书评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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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自称喜欢读李辉作品的人,竟然连萧乾老晚年记差了几岁苏雪林的年龄也不能容忍,真是让人颇感意外,一边扬言不必再做“商榷”,一边又接连在《蠹鱼与聚说》(2008年12月10日《中华读书报》)《传讹与勦说》(2008年12月24日《中华读书报》)《传讹、剿说与其他》(2008年12期《博览群书》)等文中,意犹未尽地表明自己对萧乾老的不宽容,如果说这就是其稍有的生活常识和略懂的心理学,那么这种常识和心理学似乎不知也罢。更值得注意的是,笔者所举萧乾老记错了苏雪林年龄一事,是为了说明前面“一味地用老作者的走笔不慎,来否定其文章的史料性”之有失公允,而杨先生却刻意歪曲原意,舍本逐末,其行文的态度不得不令人生疑。本以为随着张昌华先生《书评要用证据说话》一文的发表,熟是熟非,已见分晓,这场在《中华读书报》上的“风雅”之争也会随之结束,未曾想杨小洲先生似乎并不甘心,另作“传讹、剿说”,置张昌华回应文章中的三个证据于不顾,强词夺理,搬出钱锺书、梁任公来壮胆色,这才可谓襟度与涵养尽失。

 在《传讹、剿说与其他》一文中,杨小洲先生引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中语:“孤证不为定说。其无反者姑存之,得有续证则渐信之,遇有力之反证则弃之。”任公先生此语,真可谓言之凿凿,不过杨先生在使用上似乎存在在明显的错误。还是以施蛰存文章为例:“在那时候,施存统的社会名望高于瞿秋白,所以丁玲‘常常去他那里玩’,而瞿秋白在丁玲的认识里,还只是‘觉得还是可以与之聊天的’”,按照杨先生的意思,这段话显然就是任公先生所说的“孤证”。事实上,在没有其他施先生同辈人撰文回忆此事时,这段话也确实是一个孤证,可姑存之。不过要说杨先生的一句“缺乏依据的话”就是“有力之反证”则是笔者无论如何也不能信服的。以这样的主观臆断,去试图证明施蛰存的错误,未免让人读了觉得可笑。杨先生似乎有必要去向朱正先生学学基本的推论和考证。

也许是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缺乏依据的话构不成“力证”,杨先生又引《文献通考·经籍考》中语:“然乌头白、马生角、脍千里马肝、截美人手,《史记》则以过当削之。听琴姬得隐语、《史记》得以征所闻削之。”并进而说道:“以此要求作者自是过高,但我们写‘传记文学’的人,真的不能学太史公之万一吗?读了‘相关记载’而真伪不辨,且添油加醋当作证据”。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张昌华先生撰文回应为的仅仅是回答杨先生的提问——“不知是何处得来的传说”,证明《曾经风雅》“既没‘猜测’,也没‘想当然’,更没‘乱下结论’”,不仅是与“真伪不辨”无关,更与“添油加醋”无关。而在读到了张昌华白纸黑字的答复后,杨先生又无视张昌华所列书目,依然固执地将“相关记载”引上了引号,这就不得不让人怀疑杨先生对标点符号的使用了。

至于“剿说”之论,更是无稽之谈。本人曾在《“说不定我最爱他”——读〈徐志摩的原配夫人张幼仪〉兼谈传记文学写作》一文中,写过如下文字:

大体上说“文学”是一个听起来让人羡慕的词,说一个人是搞文学的,总让人感觉他的与众不同。但是偏偏有另外一个词不喜欢“文学”这两个字,那就是“传记”,从某种程度上讲,“文学”似乎成了传记的克星。为什么这样讲呢?其实在过去“传记”还是颇愿意与“文学”为伍的,在作者和读者眼中,只有达得到文学标准的传记才配称得上“传记文学”的雅号,而文学所代表的含义则是语言优美、叙述清晰等诸如此类的赞语。而随着社会及文学的发展,文学的意思已经随之消解和转化,以文学中最常见的题材小说为例,新时期以来在中国文坛最具影响和颠覆的先锋小说就是以“虚构”横扫大江南北的,加之西方文学理论界越来越多的以ism结尾的单词涌入国内,文学就不再被“语言优美”们所独霸了。试想哪位传记作者会在他的著作封面印上“虚构”二字?对于传记作者而言,在传记前面加上“文学”无疑否定了自己日夜的考证工夫,稍有不慎自己的书就会落下先天性的不足。越来越多的注释和参考文献被加进了书中,其实哪里是当今的作者比过去人更尊重别人的研究成果,只是在告诉读者我的研究是真实的而已。(原载2007年1期《开卷》杂志,后收入《凤凰台上》,译林出版社,2008年8月版)

也就是说,文章的优与劣,与注释无关,用旧说而不注明的佳作也随处可见,家中藏有一册潘旭澜著《太平杂说》,潘先生不仅在正文中引用了大量旧说,还在书后特意对此做法有所交代。我们是否可以因为《太平杂说》中的旧说未加注释,就认定此书不可读,或是为潘先生的“剿说”之作?

杨小洲先生的“文风问题”还不止于此,其行文之蛮横,也着实让笔者长了见识,不仅回应文章中无视拙文《如此“风雅”,或可接受》(虽然这个标题并非笔者所拟,却成了杨先生反复纠缠的话柄)中对其话语矛盾“一边说‘作者很可珍贵经历和资料,值得认真对待’,一边又怀疑书中‘独家新闻’的可靠性”的质疑,又在答复陈学勇先生《对于学术随笔的放心与不放心》一文时,在文章的结尾处,竟以“稍有生活常识或略懂一点心理学的人都知道,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这样“令人反感”的表达方式,应付了事,若是周泽雄先生看了,一定会心中不快吧。

以上谈了杨先生的文风问题,最后还需要补充说明的是,这位对谁都不放心的杨先生的文章,似乎也并不让人放心,不仅分不清楚“背影”与“背景”,还将自己比较赞同的书名写错。一篇千字文章,写错两本书名,还偏偏要跳出来给别人挑错,这也许就是杨先生自己的“风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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