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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与《往事与随想》  

2010-11-05 09:41:13|  分类: 书评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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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6日的《南方周末》阅读版有一篇文章叫《走了“常凯申”,来了“赫尔珍”——为〈赫鲁晓夫〉挑刺》,这里常凯申,典出一位教授的译笔,指的是蒋介石;而赫尔珍就是俄国哲学家、作家、革命家赫尔岑。恰巧,几个月来,笔者的手边一直摆放着洋洋一百五十万字的赫尔岑回忆录《往事与随想》的全译本。

  《往事与随想》前两卷的译者是已故的巴金老人。不夸张地讲,我对巴金先生的一个全新的认识,也可以说成是他令笔者史无前例肃然起敬的原由,是由这两卷译笔开始的。我相信凡是读过这两卷巴金译《往事与随想》的朋友,都会有这样的感觉:这虽是赫尔岑的杰作,也是巴金一生的随想。晚年巴金借青年赫尔岑“特立独创而冲动不羁的性格”,在自己近四分之三生命中的浪漫与激情随着文革的爆发而戛然而止后,再次向国人表明自己青年时的理想。

中国现代文学馆前馆长舒乙写过一篇题为《巴金的三件大事》(文章出自李存光编选《世纪良知——巴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11月。标题不确,从内容上看,应为《巴金晚年的三件大事》)的文章,里面写道:“巴金的文学道路大致分四个阶段。在1978年开始的第四阶段里,巴金完成了三件大事:一、创作《随想录》;二、编校《巴金全集》;三、倡议并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这段话有两处值得商榷的地方。第一,对巴金文学道路的划分,舒乙先生显然是以巴金晚年文学活动的“塔尖”——《随想录》的创作作为第四阶段的开始的,但是笔者却认为创作《随想录》与翻译《往事与随想》不可割裂。陆正伟在《〈随想录〉的发表与潘际坰》中说:“但此时,他(笔者按:指巴金)的生命已步入了老年,多病、衰老向他频频袭来,为了集中精力完成《随想录》的写作,他不得不调整了创作计划,放下了翻译到一半的《往事与随想》,但他创作《随想录》的思想意义同翻译《往事与随想》是一致的,如果说《往事与随想》是上篇的话,那么此时巴老正在创作的《随想录》就是下篇了。时代、环境和作者虽然不同,但它们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巴老与赫尔岑一样,都深爱着自己的国家和人民,痛恨扼杀人性的封建专制,追求民主、自由,把个人所亲历的血和泪的道路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承前启后,巴老高举起‘讲真话’的旗帜,表达出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对历史社会的严肃思考和良知。”从翻译《往事与随想》到创作《随想录》,在时间上虽然是交替的,但这并不等于在开始动笔写《随想录》后,巴金就停止了对《往事与随想》的研读和修改,并曾在1978年、1979年为《往事与随想》写了后记。因此,笔者认为,将巴金文学道路的第四个阶段初始年代定在1978年,不妥。

第二,翻译《往事与随想》堪称巴金晚年的一件大事。巴金本人也多次强调翻译《往事与随想》之于他晚年的意义,在《往事与随想》的后记中,他说:“我翻译这部被称为‘史诗’的巨著的时候,并没有想到出版的事,我只是把它当做我这一生最后的一件工作……”而在《随想录》的后记中,巴金也再次坦言:“《随想录》是我翻译亚·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的副产品。”众所周知,《随想录》是巴金对文革对“四人帮”的反思,是一本“现代忏悔录”(陈思和语),但更是一本呼唤人性,宣扬真爱的生命沉思录。而事实上,在创作《随想录》之前,巴金已经在借助《往事与随想》来完成自己对人生的思考:

“‘小孩儿时候’再加上刚刚进入青年时期的两三年是生活中最充足的、最优美的、最属于我们的部分,也几乎是最重要的部分:它不知不觉地决定整个的未来。一个人一步不停地迅速朝前走去、不在中途停留、也不考虑什么的时候,他没有走到悬崖、也不曾摔伤脖子的时候,他总以为他的生活还在前面,他看不起过去,也不会重视现在。然而在春天的花朵被经验摧残、夏日的炎红给经验冷却了的时候,在他懂得他的生活虽然还在继续、其实已经完结的时候,那么他对那些欢乐的、温暖的、美好的童年回忆就会有不同的看法了。”(《往事与随想》全译本第55页)

这段优美的文字语出赫尔岑,却译自巴金。几天前黄裳在《草根庙堂》(原载2009年7月12日《上海书评》)中为巴金辩诬称:“巴金平生著作,有《全集》在,《随想录》在,可以研究、讨论者正多,正如陈丹青所说,六十还是七十年前,李健吾就对巴金有过不算潦草简单的评论。巴金生前也多次说过,论天资、论才气,他都比不上曹禺与萧乾,这都是实事、‘真话’,也都值得认真讨论,包括文德与文才两个方面。至少新时期来,曹禺痛悔解放后未能写出一部值得保留下来的作品,痛苦地死去。巴金在疾病缠身之余写完了一部大书《随想录》,曹禺却只有早年完成的《雷雨》、《日出》……几部巨制使人不忘。自然,《随想录》一百五十篇,并非篇篇都是锦绣珠玑,却也不是毫无文采、读不下去的滥货。”说这段话的时候,黄裳显然忘记了巴金还曾翻译过《往事与随想》等作品,因为即便是《全集》,也并未收入巴金的译作。巴金是提倡说真话的,但在评价自己作品时,也难免流俗。而陈丹青与韩寒想必也是不曾读到过这部《往事与随想》,否则定然不会做出“文采欠佳,读不下去”的论断。

  “我不知道人们给初恋的回忆以某种专利,而忽视了青年友情的回忆。初恋的芬芳在于它忘记了性别,在于它是热烈的友情。另一方面,青年间的友情有着爱情的全部热情,和爱情的一切特点:同样不好意思地害怕用言语谈到自己的感情,同样不信任自己,同样无条件的忠诚,同样离别时的万分痛苦,同样完全独占的嫉妒的欲望。

  ……

您要笑,就请笑吧,只是请温和地、好心地笑,就像想到您自己十五岁时候那样地微微一笑。或者还不如思索这个问题:‘难道盛年的我竟是这样?’而且,倘使您有过青春(单单是年轻过,这是不够的),那就要感谢您的命运,倘使那个时候您还有一个朋友,那就要加倍地感谢。”(《往事与随想》全译本第72—73页)

赫尔岑将这部《往事与随想》送给他的朋友奥加略夫,所纪念的是他们共同有过的青春(浪漫)、理想和热情。如果用美、爱与自由三个词来形容诗人徐志摩的信仰,那么毫无疑问,赫尔岑在《往事与随想》中所要表达的青春、理想、热情,正是巴金一生的写照。“单单是年轻过,这是不够的”,这就是说,一个不懂得浪漫,没有理想,缺乏热情的年轻人,愧对他的青春。这应该就是巴金的心声。

  “他把我们介绍给他的家庭。在这个家庭里一切都带着沙皇迫害的痕迹;这一家人昨天才从西伯利亚来,他们给毁了,他们受尽了折磨,然而同时他们的举止又充满了苦难所留下来的尊严(这种尊严并不是每个遭受苦难的人都有的,只有那些懂得怎样对待苦难的人才有)。”(《往事与随想》全译本第130页)

    巴金的《随想录》写于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而翻译《往事与随想》则是起于1974年,这还正是四人帮肆虐的时期,巴金借翻译《往事与随想》抒发心中苦闷,也是实现青年时理想的心情不言自明。今天我们已经很难想象巴金在翻译这段文字时的心情,但“充满了苦难所留下来的尊严”正是巴金晚年之所以能够被人们称为“20世纪的良心”的缘由。“这种尊严并不是每个遭受苦难的人都有的,只有那些懂得怎样对待苦难的人才有”,韩石山有一部长篇叫《别扭过脸去》,谈的是人的尊严,书中有与之相近的句子:“苦难并不总是能成全人,它可以使一个人变得高尚,也可以使他变得卑下。有文化也不全是好事,文化必须达到一个高度,才能升华为优秀的品格。”这话正像是对巴金说的。

 

    在《往事与随想》全译本第128页,巴金译道:“这种对苦难的贵族派头在他身上发展成了一种特殊的自尊心;可是他也很会爱别人,也会毫不吝惜地把自己的心交给别人。”这算得上《随想录》中“把心交给读者”的雏形;而书题《随想录》也源自巴金与臧仲伦有关《往事与随想》的讨论。不夸张地讲,没有《往事与随想》的翻译,就没有《随想录》的诞生,而当《随想录》已经被国内大多读者耳熟能详的时候,《往事与随想》的寂寞显然是不公平的。

(《往事与随想》全译本,巴金、臧仲伦译,译林出版社,2009年3月版)

附:本文发表在2009年第3期《译林书评》和2009年第3期《点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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