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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宏越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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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春风文艺出版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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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是最难的学科  

2010-11-05 09:42:40|  分类: 书评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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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丁东和谢泳在《中国青年报》“双城记”专栏发表了一篇题为《谁领风骚》的文章,谈及当下中国文学的一种趋势,即从小说转向散文。他们对这个散文有一个界定,不是那种风花雪月、无病呻吟的散文,而是那种以回忆与思考为特征的散文。当然,这个散文也不是以余秋雨、王充闾等人所引领的所谓的“大历史散文”,更不是在书店中占据相当面积的周国平、毕淑敏等人的哲思散文。他们所界定的散文,实际上应该是介于历史与文学之间的散文,进一步讲,就是将史料与人情严肃地融为一体的文字样式。二人所举的例子是陈为人的《唐达成文坛风雨五十年》、刘海军的《束星北档案》,到张胜的《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寓真的《聂绀弩刑事档案》。这种散文,近年来出版得确实不少,往早推几年,还应该包括陈徒手的《人有病天知否》、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李辉的《胡风集团冤案始末》、郑实、傅光明编著的《太平湖的记忆》等。同样的道理,前不久李辉批文怀沙,章诒和批黄苗子的文章都该算在这个行列。

    这个行列算文学吗?答案是肯定的,否则丘吉尔就不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否则一些以写此类作品为主的作者就不该被允许通过中国作家协会。然而从实际的情况看,能够将这类作品列入文学作品的纯文学刊物并不多,以老牌的纯文学刊物论,长期刊发此类文章的,只有韩石山任主编时期的《山西文学》和谢泳任副主编时期的《黄河》等极少数几个刊物。寓真的《聂绀弩刑事档案》也是发在《中国作家·纪实版》,而我相信这个纪实版的主编也未必完全认为纪实版是一个纯文学刊物。这个道理并不难理解,因为在大多数人看来,文学与历史终究不是一回事,即便是关于作家的历史,也终究不被他们放在文学之林。这些作品也肯定不在顾宾所批评的当代中国文学之内;更早在思想界炮轰文学界时,这些作品也肯定不在文学界之内。传记是历史的,传记文学则身兼历史和文学。过去人们更多的是希望将传记文学化,而近年的学者型作家或作家型学者们则是在努力试图将传记还原成历史,这或许是当下中国文学的另一种趋势。不过纵然将以回忆与思考为特征的散文界定成了散文,我依然不觉得这种趋势已经占据了中国文坛,因为无论是陈为人的《唐达成文坛风雨五十年》、刘海军的《束星北档案》,还是张胜的《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寓真的《聂绀弩刑事档案》,甚至是章诒和、李辉的文章,均无法在中国的文学界产生像《秦腔》,像《额尔古纳河右岸》一样的影响,更远逊色于余秋雨等人的大历史散文。换一种说法,这类作品的诞生不是一种有关文学的趋势,而是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应运而生的一种以文学的名义,诞生自历史学家、思想家中的文字样式。

    杂七杂八,说了不少,还是回归本文的题目“历史是最难的学科”。我提这个观点,主要是感慨于近来文怀沙、黄苗子等人的文案。我说历史是最难的学科,不是因为历史不像数学、物理、化学那样完全与政治无关,因为按此逻辑政治课更是难上加难。主要是指我们在看一个人或一件事物时,总是看不到与它相关的全部史料,同时又缺乏一种得简的能力。傅斯年说历史学就是史料学,胡适说做学问要不疑处有疑,都是对历史研究很有帮助的话,而罗家伦在评价陶孟和时的一句“得简”也深得我心。我以为罗家伦的“得简”二字,不仅是将复杂的东西简单化、将晦涩的东西通俗化的能力,更是一种符合常情常理的、符合逻辑的判断能力。研究历史,没有史料不行,没有这种得简能力也不行。这个得简应该是与怀疑相对的,怀疑是一种现象,而得简是一种能力。李大兴在他的《从黄苗子是否告密看追溯历史真相的难度》一文开头写道:“记得上高中时,偶然读到有关曾任总书记的向忠发的记述,讲他虽然出身工人,但生活腐化,而且一被捕就当了叛徒等等。当时我稍感诧异的是,向忠发既然叛变,为什么被捕不久就给毙了呢?我也就是出于常识的这么一想,虽然算有点问题意识,但是从未深究。后来读到台湾的党史研究,也如是说。老一代人大多夹缠在国共对抗里,历史叙述往往不是截然不同、就是高度一致,各自黑白分明。对照着看,或映然成趣,或心里犯嘀咕。近年读杨奎松教授文章,指陈向忠发虽然被捕不久就招供,但有意含混不清,避免‘造成太大破坏’,而‘这也正是他很快就被枪毙的一个重要原因。’此论基于史实、合情合理;看似寻常,却是数十年来未有之见识。说向忠发是叛徒很简单,然而,理解对严刑和死亡的恐惧、所谓党人钢筋铁骨更多是神化,才能对向忠发一案做出新解、可能更接近历史真相。”杨奎松的结论之所以能够接近历史真相,第一是因为他占有了相对丰富的史料,第二就是他有一种得简的能力,当然有人会说了,这种得简的能力谁没有?不就是常情常理,不就是逻辑吗?未必。前两天听台湾胡雪岩研究会副会长、台湾师范大学教授曾仕强在“百家讲坛”上讲胡雪岩。研究会副会长、大学教授,头衔遍地、著作等身,应该有得简的能力了吧?不尽然。举一个例子,我没看过胡雪岩的研究资料,观点均来自曾教授的讲坛。他用了相当的篇幅讲胡雪岩少时怎样的拾金不昧,中年时怎样的懂得与人交际。这样的人按照常理应该有个好结果吧,事情偏偏与之相反,胡雪岩死于发国难财。这样矛盾的史料,这位曾教授在解释时,偏偏以小事阴沟翻船搪塞过去了。发国难财是小事吗?纵算不上亏了大节,也总算得上劣迹吧。

    胡洪侠在他最近的“书情书色”中提到了一件小事,说黄苗子告密事件一出,他给李辉发了短信问李辉要不要说点什么,李辉回短信说:“我需要看到全部档案后再说话。”“你可以相信,我不会违背历史和良心,会坦然面对一切。”我相信李辉的话是真诚的,但他所说的“我不会违背历史”显然并不是仅仅凭借“真诚”就能得来了,那不仅需要勇气,更需要相对全面的史料和他得简的功夫。

    黄苗子告密事件还涉及到档案材料权利问题,让我想起了刚刚在《报刊文摘》上读到的一篇陈漱渝写的《萧军的两则日记》。我手上没有20卷本的《萧军全集》,从行文上看,陈在文章中所提到的两则萧军日记应该是从未出版的(看来《萧军全集》也是一套“不全集”)。陈能够看到,肯定与他在鲁迅博物馆工作过有关,相对于接触不到史料的研究者,其优势不言而喻,谢泳和丁东的《文化十日谈》中也谈到了这一点,不过这暂时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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