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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宏越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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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春风文艺出版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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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再现的文学风貌——关于民国才女的对话  

2010-11-05 09:46:24|  分类: 书评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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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宏越:去年,我在第6期的《编辑之友》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蔚然成风“温故”体》的文章,实际上该文最初的题目叫《渐入佳境的民国出版热》。“温故”体与民国出版热,虽然叫法的侧重点不同,但都还是与研究民国的图书出版有关。事实也确实如此:民国出版比较热,尤其是民国的女子。但在当今的出版界,凡是热的东西,总会跟风者众,市场随之变得鱼龙混杂,泥沙俱下。但归纳起来,无非两种:一种是为跟风而出版,以牟利为目的的,利用前辈文人的风雅逸事吸引眼球,而无丝毫新考证或史料的拼凑,甚至抄袭以往前人成果的粗糙之作;另一种则是专心致力民国史或民国文学研究的作家型学者正常研究周期内出版的学术著作,这种书若非赶上了民国热,是较难常规出版的,但实际上由于其只是一种有一定可读性的研究成果,在书名、外观设计等方面,都不愿流俗,读者依然比较小众。

 

    陈学勇:怀旧之风上世纪九十年代已悄然而起,先是在咖啡馆(如今叫咖巴了),在音乐,在绘画,在影视剧,在小说,这几年吹到出版业,越吹越猛,大有洪水泛滥之势。洪水是挡不住的,蓄势日久,自有它的政治、思想、文化诸多因素,反映了某种思潮。治水还得用大禹的办法,正确疏导。这是句大实话,但不得不提一下。社会总是螺旋式前行,否定之否定。遭否定的事物,在否定它的时代发生危机时,必定寻求新的来替代,蓦然回首,原来有过的并不坏,至少在没有更新的之前认为如此,忍不住以旧代新了。怀旧,复古,历史上常有的现象。

    你说的民国出版热,出版物积极的消极的,一起来了。当下烂出民国题材书籍,除你说的商业牟利外,还有一个潜在的原因,即编辑人员素质跟不上编辑要求。编辑关于民国的书,没有对那段岁月的相当了解,以及起码的素养,他们就把不了关,拿着书稿转一转手而已。谈不上编辑程序,出来的东西便斑斑痕痕。这样的读物,不断被批评,照旧源源不断。与此似乎无关但未必没有联系的问题,专家们不肯写普及性读物。“文革”前王力写《诗词格律十讲》传为佳话,这个传统没能继承下来。专家不写,难怪人家乘虚而入。十个博士骂于丹,我以为欠妥。博士们的责任不在骂倒于丹,当拿出本事取而代之。我无意怪专家,他们有他们的苦衷,很难不屈服没有道理的评价机制。不扯远了。

 

    姚宏越:编辑素质跟不上,实际上就是出版界常提的编辑学者化问题。以文科方面的编辑为例,今天的编辑拥有硕士、博士学历的不在少数,但是总体上学术造诣远不如解放后甚至文革刚结束后的老一代编辑,更比不上民国时期的一些编辑。编辑学者化只是作为一种提倡的口号,已经是在否定学术地位之于编辑的必要性,而过去的很多编辑本身就是著名的学者或作家,这是今天编辑作为一种相对纯粹的职业所比不了的。今天的出版社编辑所面临的压力可谓前所未有,出版社更希望编辑成为“图书市场学”方向的学者,对编辑传统意义上的学术要求则愈加轻视。

    谈到书的品位,我知道您最近在撰写《凌叔华传》。您曾编过《凌叔华文存》《林徽因文存》《太太集》,也曾出版过《才女的世界》《林徽因寻真》《凌叔华佚作·年谱》《林徽因的一生》等等,可以说做了许多与民国女性文学有关的整理和研究工作,您对这些民国女性作品总体上如何看待,此外,她们独特的经历,是否也是促使您从事民国女性文学研究的一个诱因?

 

    陈学勇:我最初确定民国才女研究的选题有点偶然,在北大作访问学者,要个研究题目,我没有,导师严家炎先生就指定了林徽因。那时这个才女还很少有人了解,包括我自己。许多人连她的名字都很陌生,问问研究现代文学的教师,差不多都摇摇头。萧乾老人听说我研究林徽因,竟过奖我“包含着一股侠义之情”。这话印在《萧乾全集》书信卷里。林徽因本职在建筑,文学的资料既少又散,一年访问期内做不出题目,时间已经过半,没有退路。好在搜集林徽因资料时,几乎天天翻阅民国的原报原刊,接触到陈衡哲、凌叔华、袁昌英的丰富材料,所以最先出的成果正是陈衡哲新诗评价和凌叔华佚文钩沉。从此在这条“贼船”上下不来了。所以不是你猜想有个“诱因”,不妨倒过来说,研究了她们之后才了解到她们的独特经历。

    民国女作家的创作和共和国时期的女性作品面貌迥异,即使和九十年代以后比较,尽管有某些相似,其实也大相径庭。就整体而言,那时她们从事文学创作,载道作家以推动社会前进为己任,言志作家宣泄情感求得个人痛快,无论载道还是言志,都出自真诚,十分自觉地忠于自我。包括左翼女作家,她们坚信追求的革命理想。确有一些起初是为了生计拿起笔杆的,但最终也把文学看得很神圣,创作也由自发上升到了自觉。民国在大陆寿终,共和国创作的前二十七年,政治号召左右女作家们的创作情绪,以党的宣传员自命。她们在作品中表达的题旨,往往和私下情绪存在距离,甚至不一致,民国走过来的作家亦难免于此。到八十年代前期,有点回归真诚的味道,接着是追逐金钱替代了政治号召,这现象大家太熟悉了。若不指具体的文学思潮,我愿意宏观上说,民国文学是浪漫主义的,而后则现实主义了。

 

    姚宏越:林徽因确实是一个才貌双全的了不起的女性,陈衡哲、凌叔华、袁昌英等人也了不起。“五四”的一大功绩肯定是使中国的女性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解放,所以有人推崇《玩偶之家》与《茶花女》的作用,而《终身大事》《伤逝》《娜拉走后怎样》等作品发表后,也能在社会上激起层层的涟漪。在这一点上,女性作家显然更具有发言权,她们更富有抒发的冲动与热情,作品也更能触及女性内心,比如凌叔华的《酒后》、林徽因的《窘》、冯沅君的《旅行》等等。这些作品被赋予了载道与言志的双重意义。至于当时左翼女作家,情况可能比较复杂,但我还是试图将她们归入狭义的现实主义文学,与延安文学、解放后的“十七年”文学联系起来看待。我百分之百地认同您“愿意宏观上说,民国文学是浪漫主义的,而后是现实主义了”的观点,我在去年写过一篇有关“徐林恋”的文章,内中就有“我很不想说当代中国人是一个缺乏浪漫的族群,虽然事实如此”的话。当今的女作家在小说的写作技巧上已经比较纯熟,也很会编故事,但总让人觉得离“女人”远了些,金仁顺的作品这方面相对好一些。

 

    陈学勇:袁昌英名气小一些,她的剧本《孔雀东南飞》,在批判焦母为时尚的“五四”创作中,这个剧本却予老太太以同情,显示作者别具慧眼,作品更深层次地体现了“五四”精神。“五四”的一大贡献是发现了“人”,首先是女人。焦母也是女人。

    我所以不把左翼女作家排除在浪漫外,实着眼她们执著于信念。我说的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是同精神与物质相对应的,左翼女作家的精神存在丝毫不逊很不左的作家。细说起来,民国女作家们的创作有个流程。第一个加盟新文学的陈衡哲,明显烙下了早期的启蒙色彩,她的小说、诗歌十分理性。正是过于理性,影响了她的文学成就。经典的文学作品无不蕴含理性,但文学毕竟是情感的载体,理胜过情,总不大妙的。冰心先也以理性步入文坛,然而很快转向情感,她的小诗和散文,均以情感取胜,其魅力远过过说教的小说《超人》。短暂的启蒙过后,情感之花开遍女性文苑,庐隐、冯沅君、凌叔华、石评梅、白薇,还有写莎菲的早期丁玲,或者激越,或者温婉,大江也好,小湖也好,无不是情感的浪涛或涟漪。启蒙中止于蒙已启开,渲情也不能永远宣泄下去。进入三十年代前后,女性作家们先后开始沉思,沉思后便批判或检讨,尽管批判的思想武器各不相同,人性论,阶级论,乃至无“论”而有“思”。乘社会矛盾渐趋激烈,左翼文学思潮崛起,声势大到几乎代表了文坛,那时的丁玲影响便等同“五四”时的冰心。其实,同时存在的多姿多彩的女性创作绝不比左翼逊色,只是不为大众关注罢了,今天回首与当时阅读,其印象、评价会发生时移。抗战兴起,理所当然将五彩缤纷的创作融为一个色调,国家存亡高于一切。唯沦陷的上海,特殊土壤开出张爱玲这样的奇葩,其他地区的女性创作则乏力得很。日本军队投降,女作家创作因政治区域差异分成两大色块,解放区已经呈现建国后创作面貌,国统区在“旧”知识分子文学思维轨道上滑行,郑敏是位颇有潜力的诗人,可惜生不逢时。社会正在巨变,总的看,一个时代的文学结束了,以后女作家的创作不得不改头换面,要么就封笔。

 

    姚宏越:您对早期左翼女作家的肯定缘于她们作为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的第一代知识女性所具备的胆与识。随着左翼文学思潮的兴起、爱国救亡运动的影响等因素,文学创作作为她们情感载体的功能渐弱,“当国家存亡高于一切”在女作家内心落地生根,情感必须受到遏止,这时的她们已经没有了宣泄的自由。一旦“人”必须被遮蔽,首先也是女人。这种情况在建国后的十七年女性作家创作中,体现得更为明显,不过我还是想提一下《青春之歌》这部作品。林道静这一形象可以说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收获。虽然它在目前阶段只被认为是传统意义上的红色经典,但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淘洗,这部作品必将成为当代文学中由女性作家创作的以女性为作品主要人物的正典之作,经得起重读。实际上,其中的一些人物情节设置已经能够在今天的影视文学中找到影子,比如《大染坊》中沈远宜与林道静,《潜伏》中的左蓝与卢嘉川。

 

    陈学勇:我不太看重《青春之歌》,林道静这个形象斧削的痕迹过于明显。我推测,杨沫心底的林道静,与写出来的形象可能存在距离,就如张中行被塑造成余永泽。林道静这样的形象在民国时期解放区作品里已经出现过,那时陈学昭有部长篇小说《工作着是美丽的》,主人公珊棠即是,珊棠更为真实,珊棠的环境也更真实。杨沫很有才华,“十七年”浪费了许多作家的才华,我特别为柳青惋惜,他的《创业史》,那种对人物的透彻了解,对他们的深入刻画,除了生活体验就是艺术才华,还不是一般的才华——体验是离不开才华的,而很多人以为两者并无联系。

    新时期女性作家的才华得到充分展露,她们的人生体验比文革前女作家也深切得多,取得的成绩不可谓不辉煌。如果像有的学者,为说明民国文学的成就,贬低建国后的文学业绩,连新时期包括在内,则有失公允。话说回来,凭新时期女作家们的才华和体验,又有较“十七年”不敢企盼的创作环境,应该期待她们更加耀眼的收获,事实是有点不尽如人意。我们不必生硬去比较民国女作家和新时期以来女作家们孰高孰低,很难比的,各领风骚。何况各有各的历史背景,各有各的时代使命,民国女作家的风貌不可再现了。

    东拉西扯,就聊到这儿吧。

    附:本文发表在2010年2期《编辑之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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